史上最大的肺鼠疫:中国历史上为何没有出现过中世纪欧洲那样严重的黑死病？

首先史上最大的肺鼠疫，黑死病这个名称是欧洲人命名的。中国人叫鼠疫。鼠疫也让历史上的中国人付出了很大代价。

西医和中医有很大的区别，这跟两者的治疗理论有很大关系史上最大的肺鼠疫。所以西医治病直接针对病灶，中医用阴阳调和的理论让身体自身消灭或者抵消病灶的危害。

如今的西医很健全强大史上最大的肺鼠疫。我记得有人说过，如果显微镜没有发明，如果青霉素没有发明。那么西医就是巫术一样。的确，如果没有显微镜，西医的治疗理论就很难找到病因。如果没有抗生素，我们得的很多病用西医的方法就不可能治愈。小时候看书讲到，欧洲的外壳手术很早就有，但是，在抗生素消炎药发明之前死亡率很高。而显微镜和抗生素是都是很晚西方才发明的。

而在西医进入中国之前史上最大的肺鼠疫，中国的中医有着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和延续几代甚至更久的独家经验。中医药方中的消炎，补血，止痛等等的医疗方法足够。中国在古代也发生过大规模的鼠疫。虽然无法达到如今的治疗效果。但同时期确实比欧洲强。这其中就有这中医的部分功劳。

还有一部分史上最大的肺鼠疫，是我们忽略的。那就是欧洲黑死病爆发死亡大量人的时间是12世纪左右。而封建时代，中国的文明是世界领先的。人口，经济，军事，社会程度同时期都领先欧洲一个世纪甚至更久。马可波罗回国后告诉教皇，在中国，人口百万的城市比比皆是，普通县令的住所都比他们很多皇帝的都好。他们的城堡里的环境能让同时期的中国老百姓苦哈哈。《勇敢的心》可以体现英国人当时的居住环境。如此的生活环境，对老鼠的防范可想而知。而历史中国更远久的春秋秦汉时期，老百姓居住的都是土夯房屋。从传播上，中国可以把鼠疫控制到局部。即使无法救人，却做到了隔离，防止扩散。

另外，中国当时的农业生产也比欧洲强，我们大量使用瓷器陶器当餐饮具，而欧洲同期老百姓只能用木质的餐饮具，清洗起来也不去瓷器陶器方便，长时间使用不会被细菌感染。而且，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西方一直以冷餐为主，中国人以煎炒煮蒸等，这方面也做到了细菌的灭杀。

如今的中医没落，不是中医不强大，而是中医出现了断代。中医的理论阴阳调和。是曾经多少代的独家经验口口相传。现今社会，需要资格考试，曾经的老中医就没法通过这些资格考试。我们因为效率，经济性，战争等因素重视了西医却无意间忽视了中医。我老家有一位老爷爷，家里是祖传几代老中医。针灸开方子治好了很多人。可是十年动荡，后期改革开放的忽视，让老中医变成了局部人知道的医生。老人如今90多，身体依旧很好，据说西医已经判死了的一位村民，说活不过半年，用老中医的方子，硬撑过了五年。

请大家认真了解中医。如今的癌症控制已经用上了中医的理论。我们不尊重我们抛弃了，所以韩国人抢先了，说是他们的智慧。

中国历史上遇上瘟疫皇上和大臣们是怎么做的？他们不怕死吗？

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疫病流行，被记载在史书里的有很多。但是当时由于人们对疫病的认识并不像现在，知道是有病毒或者传染病菌引起的。无论中外都会认为这是一种“天谴”的形式。而古代的皇帝作为上天之子，在很多时候，必须要为此类灾难负责。

古代一旦遇到大规模的旱、涝、蝗、瘟等灾患。皇帝大多会选择带头祷告上天，并且下“罪己诏”。

皇帝承担责任，然后下令救灾救疫，效果自然比老百姓自生自灭要好很多。汉朝的皇帝是历代因为天灾，下“罪己诏”最多的朝代。如西汉的汉文帝，汉元帝、汉成帝，东汉的恒帝等都下过针对瘟疫的“罪己诏”。在那个年代，这对于提振人心，共度时艰，还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而官员们也相应地要求被承担起责任，对于疫时首先待遇必然会受到相应缩减，用于抗疫。并且皇帝会派出心腹大臣前往受灾的地方，去主持并监督抗疫。

甚至王莽在元始2年，借着汉平帝刘衍的名义，祷告上天之后。专门建造或者征用了一些较大的便于隔离和通风的房子，将病人相对集中隔离起来，有朝廷派出医生和药物免费给予治疗。这个理念非常先进，颇有点临时时疫医院“小汤山”的概念。

很可惜东汉并没有把这一套继承下来，所以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大规模的寒热病流行，朝廷不管，张角那些靠画符忽悠老百姓的看病的就替朝廷管了。

喝了张天师的符水，扛过去了，那是张天师灵验，没扛过去，那是自己心不诚，罪有应得。他们管的结果，就是引发了黄巾起义，导致了东汉的灭亡以及三国的鼎立。而对百姓疫情救治真正有贡献的是张仲景这样的全科医生，他在众多病例的临床治疗中，总结了前人的方法，留下了《伤寒杂病论》，最终被后人封为医圣。

魏晋南北朝时期，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晋惠帝司马衷很关心地说“何不肉糜？”隋朝大业8年（612年），就在隋炀帝首次发起东征，同年山东、河南大水，水灾后便是大疫。如果隋炀帝兼顾一下国内的环境，懂得爱惜一下自己的子民，后来或许大隋朝也不会亡。

一直到了宋朝，才再次恢复实现了王莽时的政策。发生疫病时，由朝廷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药费由朝廷支出的相应制度。

两宋300余年间，共发生了大规模的疫病近40次，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疫病防治方案。平时宋朝设有较为健全的医事组织，包括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太医局和惠民和剂局，几百人都是事业编制。平时研究医药、服务皇家，和老百姓没有关系。但是一旦发生疫情，朝廷立即将他们派出去，“每日巡门体问看诊，随证用药”；药由户部买单，惠民和剂局征办，不要老百姓掏钱。

宋朝至和元年（1054年）“京师大疫”，宋仁宗让太医们配药方赈疫，并且把自己最宝贝的通天犀犀角都贡献出来给老百姓用了。太监舍不得，他说：“关键时期，我怎么能因为一个犀牛角而不顾自己的百姓呢？”

疫病流行过一段时间就会卷土重来。历史上，只要皇帝重视，集中全国之力，派出得力干将，科学管理，疫病会终究会得到控制。

康熙因为自己得过天花，所以在康熙21年（1682年）下令全国各地接种牛痘预防天花，使得清初肆虐的天花在有清一朝得到了相对的控制。

就连 1910年11月，那会离清朝灭亡还有1年多时间，东北爆发肺鼠疫。伍连德在东北抗疫，用了很多现在仍然原始但有效的方法，比如戴口罩，集中隔离，火葬处理病死者尸体，等等。但是在当时的东北，由于传统因素“入土为安”，“火葬”受到的抗性很大。当时的宣统皇帝溥仪（内阁借他名义）下了自己一生中最有含金量的圣旨，同意“火葬”，并且要求东北民众必须执行。最终肆虐哈尔滨半年之久的大鼠疫，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终于被遏制住了。

——炒米原创首发， 欢迎关注或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