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尿苔:请问汉武帝为什么割阉司马迁？割阉的目的是什么政治目的是什么？

天汉二年，李陵兵败后投降匈奴，消息传到朝廷，汉武帝震怒，大臣们众口一词谴责李陵狗尿苔。汉武帝转而询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为李陵当庭辩解，结果汉武帝龙颜大怒，将司马迁以“诬罔”罪名下狱。

廷尉审理结果，司马迁改判死刑狗尿苔。按照当时的法律，司马迁有两个选择：一是接受死刑处罚，二是花钱赎罪。可是司马迁拿不出那么多钱，只好接受宫刑。

这个故事不新鲜，广为人知，但是由于史料记载和个人立场的问题，依然有很多人对这件事采取偏激的态度看待，甚至联想到背后是否存在政治阴谋狗尿苔。我们对几个焦点问题，以理性的态度，做一次“执中”的分析。

第一个问题狗尿苔：如何正确看待李陵投降事件说到李陵投降事件，自古争议就很大，对立双方往往形成措辞激烈的争辩。其实这些评判，大多因为历史视角问题，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缺乏客观性。看待历史事件，我们既不能脱离历史环境，也不能光站在古人的狭隘历史观角度，简单附和。

1.值得肯定的部分

①谋求主力的态度

天汉二年对匈用兵，汉武帝的安排，让李陵给李广利做后勤供应狗尿苔。李陵不愿意，表示想打主力，以自己的五千人直捣匈奴王庭。汉武帝表示没有马匹给他，李陵依然态度坚决。汉武帝被李陵的雄心壮志所感染，“壮而许之”。

武将谋求沙场建功，不甘居人后，这个志向应该值得赞许，连汉武帝都深受感动，改变了主意。将军百战死壮士，李陵继承了李广的遗风，这一点值得肯定。

②血战匈奴的成就

李陵回军途中，遭遇匈奴主力，单于亲自坐镇指挥。从兵力上说，李陵五千步兵，对匈奴十一万大军，这个仗谁来都没法打，李陵且战且退，创造了杀敌五六千（有说一万多）的奇迹。若不是叛徒出卖，匈奴人都准备撤军了。

在兵力悬殊的状况下，李陵能够临危不乱，斩杀远超过己方伤亡数字的敌人，他的军事才华和勇气应该值得肯定和赞许。

2.该受谴责的部分

①缺少杀身成仁的勇气

在无法突围的状况下，李陵陷入痛苦之中。他一会儿说“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别跟着我，我一个人去杀掉单于），逛游一圈又自己回来；一会儿又表示：“兵败，死矣！”“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真正到了生死关头，他却说“无面目报陛下！”然后器械投降。

可见，李陵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纠结于杀身成仁，还是投降，他的心已经乱了。所以，本质上李陵是缺少捐躯疆场的心理准备的，更没有为国杀身成仁的勇气。当部下拿赵破奴降而复归的事劝他，他立刻给自己找到了投降的理由。

②好大喜功的浮躁

从史料记载看，李陵具备了军事上独当一面的能力，但是在心理成熟度上却相当脆弱，表现为缺少通盘考虑，好大喜功，遇到困难缺少强大的心理支撑。

当初自愿以五千步兵直捣匈奴王廷，就是一个浮夸的表现。别说五千步兵，就是五万骑兵，你也未必能做到。漠北之战时李广就说过，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就没碰到过匈奴单于。像霍去病那种天才，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弹尽粮绝后，李陵方寸大乱的表现，也体现了他年轻的浮躁。

所以，客观说，从态度上，以及个人军事才能上，李陵值得表扬和肯定。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及浮躁的个性上，李陵要受到批评，甚至严厉的谴责！

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司马迁为李陵的辩解司马迁对李陵的辩解着重于以下三点：

1.李陵有国士之风，求宽恕度；

2.李陵已经尽力了，求同情分；

3.李陵可能是诈降，求期望值。

应该说，司马迁为了替李陵辩解，发挥了最大限度的才智。说李陵国士之风，就暗示汉武帝和朝臣，对这样的人才，我们要看到他更大的价值，不能纠缠于小节。说李陵战场上的表现，就暗示李陵投降的被动性，他做了自己该做的一切，不该对他有过分要求。说李陵诈降，就等于替李陵给汉武帝开了一张远期支票。

表面上讲，司马迁的这些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仔细一分析，其实问题不小：

1.投降不是小节，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谈“国士之风”，其实很荒唐；

2.投降没有被动的，已经尽力不能作为投降的理由；

3.远期支票可信度不高，如果人人都拿这个做理由，民族精神在哪里？

4.司马迁与李家的私交深厚，别人谁都可以为李陵辩解，唯独司马迁不行，他是无私也有私。事实上司马迁确实存在很大的私心，《史记》过度美化李广、李陵等人就是一个明证；

5.拿李广利对照说事很不明智。司马迁的罪名有两个：一是替李陵游说，二是“诬罔”贰师将军。替李陵辩解其实并不是司马迁获罪的主因，导致司马迁悲剧的，重点就在这个“诬罔”罪。

可惜的是，史书对此记载很含糊，没有司马迁的原话：

“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也就是说，司马迁除了为李陵辩解外，口无遮拦，说到了贰师将军的功劳，还不如李陵。那么，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功是不是不如李陵呢？司马迁又为何这么说呢？

“夏，五月，遣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馀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将军，汉军乏食数日，死伤者多。假司马陇西赵充国与士百馀人溃围陷陈，贰师引兵随之，遂得解。汉兵物故什六七，充国身被二十馀创。”主力军李广三万人出击，虽然斩杀匈奴一万多人，但是自己也折损了近二万人，若不是赵充国救援，很可能就被敌人反吞了。对比李陵，五千人虽然几乎全军覆没，但是匈奴的折损远大于汉军。如此看来，司马迁也算不上“诬罔”李广利。

不过，历来对匈作战，汉军伤亡一直都非常大，即便常胜将军卫青亦是如此。比如漠北大战，汉军光战马就折损十几万匹。不过，从汉武帝的风格看，他不大看重自己损失有多大，更注重对方的损失，以及我方的“亮剑精神”。

事实上，汉武帝也并没有在意李陵的折损，心病仅仅是“投降”二字。这就是汉武帝不满司马迁的原因之一，两人关注点不一样，在汉武帝看来，司马迁是拿无关痛痒的事，混淆大是大非。

另外，司马迁反外戚的态度，也是汉武帝所不满意的。司马迁连卫青霍去病这样的人都看不起，何况李广利？可以想象，司马迁一定出于本能，把李广利揪出来跟李陵对比。

对汉武帝来说，李广利不光是外戚，也是他着重培养的第二个“卫青”。司马迁的态度，与其说是“诬罔”李广利，倒不如说是直接冒犯了汉武帝。

所以，客观地说，司马迁为李陵辩解有相当大私心成分，同时场合和方法也不恰当，硬是拖李广利下水，导致汉武帝情绪失控。

第三个问题：如何看待汉武帝处置李陵和司马迁的方法李陵兵败投降后，汉武帝对李陵的态度经历了几次反转：

1.初次听到李陵兵败，以为李陵殉国，他抚恤了李家；

2.得知李陵投降，勃然大怒，认为受到了愚弄；

3.冷静下来，汉武帝又选择了体谅李陵，优待嘉奖了逃回的李陵部将，并让公孙贺去接应李陵回国；

4.当得知李陵帮匈奴人训练士兵，对付汉军时，汉武帝立刻诛了李陵全族。

这个过程可见，汉武帝其实对李陵还是充满幻想的，也并不是不能原谅李陵，更不想失去一位希望之星。所以，首先我们不能因为汉武帝给李陵带来伤害，就否认了汉武帝的初衷。

汉武帝不妥当的地方有两个：一是皇权震怒之下不冷静；二是偏听偏信的草率决定。

汉武帝是个大独裁者，极度自信，也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得知李陵叛变，肯定会产生深深的刺伤感，进而导致不冷静的举动。尤其是最后诛杀李陵全族，让悲剧不可挽回，而事实上这是一次错误的情报。

对于司马迁的处置，汉武帝同样存在不冷静的成分，明显量刑过重。客观来讲，司马迁的辩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被判刑不足为奇，只是死刑的量刑，显然是廷尉看汉武帝脸色行事的结果。

第四个问题：宫刑背后到底有没有政治阴谋司马迁的《史记》，截止到巫蛊之祸前，对汉武帝后期的很多人物，《史记》没有传记，相关事件也因此出现了断档，所以，造成很多事件显得很扑朔迷离。

汉武帝晚年最大的政治谜团，集中在接班人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卫氏集团、李氏（李广利）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冲突。由此民间产生一堆离奇的猜测，比如汉武帝想更立太子，汉武帝刻意打压卫氏集团，霍去病被汉武帝谋杀，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挑起，等等光怪陆离的说法。

司马迁宫刑背后所谓的阴谋，也是其中非主流“哥德巴赫猜想”。

宫刑，是中国最古老的刑法之一，两汉时期非常盛行，汉武帝时期尤为突出，它针对的不是司马迁一个人。比如汉武帝时期，至少有李延年（李夫人的哥哥）、许广汉（汉宣帝的岳父）、张贺（汉宣帝的恩人）、黄门官赵氏（钩弋夫人的父亲），都受到过宫刑处罚。

汉武帝时期的刑罚很重，跟汉武帝个人的残暴有关系，也跟他的敛财手段有关，用重刑罚敲诈官员财富。当时的名将，几乎都受到过死刑判决，全部以金钱赎买。

按汉律，死刑可以五十万钱赎罪一等。即五十斤黄金可以减死罪，但不是全部免责。作为中央官员，一般情况下，拿出五十万斤黄金不成问题。司马迁应该是交足了这个数，但是仅能减罪一等，还得接受宫刑，除非他再拿出更多的钱！

再多的钱，司马迁无能为力了，所以他只能接受宫刑。按司马迁的刚烈，他应该接受去死，但《史记》尚未完成，他还得忍辱负重，承担比生命还要重要的重负。

司马迁本来在朝中，除了对外戚势力很鄙视，并无明显的政治势力偏向性，他本人也没有参与到任何一派政治势力的角逐中。所以，司马迁受宫刑跟政治阴谋靠不上边。

其实朝中的利益关系很复杂，泾渭分明的派系斗争，很多时候并不存在。比如有人说卫青与李家关系不好，刻意打击李家。可是李家很多人，跟卫氏集团的关系非常紧密，比如被霍去病杀掉的李敢（李陵的叔叔），他有一个儿子是卫太子刘据的心腹，还有一个女儿，是卫太子的家人子。

《汉武大帝》上说，汉武帝看了司马迁的《史记》勃然大怒，可事实上，汉武帝从未看过这本书，也不存在报复的嫌疑。

所以，从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值得赞赏，可是对问题严密论证，而不是捕风捉影，才更可贵。

司马迁遭宫刑，并不是汉武帝刻意为之，也看出有什么政治目的或阴谋。如果我们想编写一个文学作品，尽可以凭想象搭建种种设定的逻辑关系，跟历史真实要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