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八文化:唐朝的泾阳之变是怎么回事？

士兵因为伙食不好而造反丘八文化，

故事梗概其他回答已经讲了，当然，都把这件事怪罪于皇帝，把造反说成是士兵对皇帝的不满丘八文化。

实际上呢？如果皇权鼎盛时丘八文化，武将敢这样吗？显然不敢，所以，这只是武将军阀化的缩影罢了。

唐朝自唐玄宗时，土地兼并严重，府兵制破坏，开始实行募兵制，募兵制的士兵都是终身制，并且只听上层军官的，军队军阀化，形成藩镇割据丘八文化。

唐德宗继位后，接连削番，于是引起了成德、魏博等几个节度使造反，泾原军是勤王的一支军队，但是呢，到了长安就造反了，原因是伙食不好丘八文化。

结果就是唐德宗出逃，泾原军把长安洗劫一空。

这事换在其他朝代，是不敢想象的，但是在唐朝，这种事就太常见了，唐朝中后期的那些节度使、武将，基本就没有忠于皇帝的，

这种事一直到北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才基本解决，后世很少再发生武将造反的事了，

崇祯皇帝有没有翻盘的机会，如何翻盘？

崇祯皇帝有没有翻盘的机会，如何翻盘？

庄烈帝朱由检是明代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破京城，朱由检心如死灰，在煤山自缢而亡，至此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

很多人说明亡于嘉靖，明亡于万历，嘉靖沉迷修道不问政事，万历二十八年不上朝，这两位皇帝的确应对明朝灭亡负一定的责任。然而，实际明帝国亡在崇祯手中，也就是说崇祯帝要负主要责任。

再看时间，在1598年，也就是万历二十六年，明军还赢得了第二次抗日援朝战争，垫定了东亚三百年和平，明军的战力不可谓不强。到了崇祯年间，手下大将如云，卢象升、孙传庭、袁崇焕、洪承畴等等，兵力仍有八十万之多。

李自成兵多，但空有其表，战斗力差，后金军实力强悍，但兵力少，且有山海关阻拦，很难攻入京城腹地。皇帝的统筹规划能力在此变得尤为重要，要说崇祯可以同时剿内匪平外贼，扭转乾坤这不太现实，但如果规划得当，延长明王朝寿命应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崇祯不死，吴三桂不会投降满清

皇帝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的灵魂核心，所谓人无头不走，如果皇帝都死了，手下的大臣、将领必然会人心涣散。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后，很多人有南迁的想法，虽然这有些许懦弱做派，但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假如当时没有于谦挺身而出，北京保卫战的胜败还很难说。

北宋靖康之难过后，康王赵构在应天建立南宋，虽说赵构这个皇帝经常被后世人唾弃，但要没有赵构建立政权，组织军兵抵御金兵，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南宋中兴，可见皇帝对国家有多么重要。

史料记载：

“辛卯，李建泰疏请南迁。壬辰，召廷臣于平台，示建泰疏，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

在国家危亡之际，大臣劝说崇祯帝南迁，崇祯帝果断地拒绝了，一方面这是崇祯的性格所累，刚烈的性格令其无法接受亡国的现实，于是他选择“死社稷”，另一方面，崇祯帝做不到审时度势、能屈能伸，当时南迁应是最好的办法，倘若崇祯帝南迁，可能出现转机。

韩信能忍受胯下之辱，他能抓住机会，发挥才能，一举成为运筹天下的王侯。崇祯帝则无法忍受屈辱苟活，他的死也就宣告的国家的灭亡。

当然，崇祯帝或许也想南迁，只是太过顾及众臣的想法，一直想寻找个台阶，结果自己被自己所累。

崇祯的死直接导致了吴三桂的投降，此时的关宁重兵还在吴三桂手中，在得知崇祯死讯后，吴三桂也陷入到激烈心理斗争中。吴三桂的忠诚度也许不高，但如果崇祯还活着，他必定还是会去勤王，如果崇祯南迁，吴三桂也会率兵辅助。

明军最精锐的关宁军从始至终都没有被清军击败过，倘若崇祯手中牢牢地掌控着这支部队，再设计拉拢李自成的部队，明朝必定不会亡国。

而且南部是赋税重地，西部是张献忠在，北部李自成跟满清作战。负重前行固然重要，但是当背负的东西不能保命，反而害命时，不妨丢掉这些，集齐骨干，以图再起。

南明尚且存在了十八年，而南宋则存在了一百五十二年，倘若崇祯帝能忍辱负重，选择南迁，积聚力量再伺机反击，或许真的有“收拾旧山河”的机会。

而他一死，国家无首，几个王爷自立为帝，还互不承认，增加内斗，也让那些有心报国的将领不知道该投靠谁，拱手把天下让给了满清。

如果崇祯能知人善任，用人不疑

天启七年，八月，崇祯帝即位，短短三个月内，魏忠贤就在发配去凤阳的路上自杀。年轻的皇帝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复兴使命，且崇祯也有着一定的政治手腕，几番下来就废掉了魏忠贤，这也让崇祯帝权力欲望膨胀，走向了独断专行的道路。

崇祯即位后，再次复用袁崇焕，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当时可以掌控辽东全局，抵御后金的也只有袁崇焕。只不过袁崇焕太过放肆，杀掉毛文龙，在和清军作战时也犯下不少错误，但这些都不是袁崇焕被杀的理由，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崇祯对其不再信任。

史料记载：

“崇焕既缚，大寿溃而去。武经略满桂以趣战急，与大清兵战，竟死，去缚崇焕时甫半月。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用人的基本原则，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辽东也就变成一盘散沙，明亡就成了必然。袁崇焕是做了不少蠢事，而杀掉他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能让袁崇焕意识他的问题，戴罪立功，辽东的局面也不会变得那么糟糕。

明末的另外一个重量级将领，就是孙传庭。崇祯九年，孙传庭任陕西巡抚，负责剿灭关中乱匪。当时高迎祥所部是起义军中最强的一支，孙传庭在黑水峪击败高迎祥，刘哲、高迎祥等首领被俘，押送京城。

史料记载：

“传庭设方略，亲击迎祥于盩厔之黑水峪，擒之，及其伪领哨黄龙、总管刘哲，献俘阙下。”

李自成接替高迎祥，成为新的闯王，继续组织人马和明廷抗衡，在朝廷的高压剥削之下，明末农民军的数量越来越多，对付这些起义军，主要依靠孙传庭和洪承畴。

崇祯十一年，孙传庭从庆阳打到潼关，击败李自成多次，最终把李自成赶到了洪承畴的埋伏圈，李自成只带了十八人逃走，关中地区基本平定。

史料记载：

“而闯王李自成者，为洪承畴所逐，尽亡其卒，以十八骑溃围遁。关中群盗悉平，是为崇祯之十一年春也。”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孙传庭能取得如此成就，十分不易，如果朝廷继续派孙传庭追击李自成，不给李自成恢复的时间，那么内忧就可以解除。奈何清军突然进攻，并且由于崇祯帝对卢象升的不信任，令其战死在巨鹿，无将可能用的崇祯只能调孙传庭对付清军。

这一重大战略失误，给了李自成可乘之机，很快便卷土重来，之前孙传庭的努力几乎白费，倘若卢象升能守住京师，孙传庭剿灭李自成，局面会大大改观。

时局紧迫到这般地步，孙传庭要求回关中剿匪，而崇祯命令其戍卫京城，几番拉扯之下，竟把孙传庭打入监牢，这一关就是三年。崇祯的疑心病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发作，一步错、步步错，等到李自成再次发展壮大，也就再也无法收拾了。

综上所述，崇祯帝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且疑心太重，为此丧失大把的机会，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都是因此而死，“然皆诸臣误朕”，这点实在难以服众，这些名臣宿将皆在为国而战，最终他们却因自己人而死，令人惋惜。

除了主观因素，还有很多客观因素，比如天灾、瘟疫，再比如党争顽疾，这些也是崇祯帝难以改变的，但亡国之君，难辞其咎！

当然，我们也是事后诸葛亮，如果真正站到崇祯帝的角度思考，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