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八文化:为什么有人说安史之乱至今影响着中国？

安史之乱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道分水岭丘八文化，影响十分重大，民族特性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外向型变成内向型。文化特性也蓬勃向外变成内向保守。军事防御也由守外虚内变成守内虚外，单纯的军事将领再不会受到朝廷的信任，出将入相成为历史，太监监军成为常态，为北宋重文轻武政策的根源。

安史之乱发生于公元755年丘八文化，结束于公元763年，前后持继八年。这场叛乱发生在唐朝最强盛的时期，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等于把唐朝拦腰截断。之前唐朝朝气蓬勃，国力强盛，天下赢服。之后唐朝宦官乱政，藩镇割据，国都长安屡次被攻陷，天子七逃，边疆之地尽失。

安史之乱暴发的原因十分复杂丘八文化，最根本的原因是唐玄宗放纵边镇节度使壮大，边军人数大大超过内庭人数。安史之乱的破坏力十分，河北河南地区遭到残重的破坏，人口下降百分之七八十，经济一落千丈，再无往日繁华，从此中国的经济重心渐渐转移向江南。

安史之乱对唐朝及后世造成的影响十分重大丘八文化，一是社会混乱，黄河中下游地区全部陷入战乱，朝廷统治崩溃，社会秩序无存，人们流离失所，白骨到处都是。二是藩镇割据兴起，河北三镇皆为安禄山属将，归附唐朝后便不听朝廷的，到唐德宗时消藩失败，各地节度史见状便开始效法，逐渐形成藩镇割据。

三是剥削加重，由于战乱增多，人口减少，朝廷的赋税便减少，于是便加重向人民群众的赋税丘八文化。同时藩镇节度使也开始截留赋税，扩军拥兵自重，为了养军也开始向老百姓收税。

四是边疆不稳，安史之乱后为平定叛乱，朝廷调边军入朝平叛，西域、北疆瞬时出现权力真空，回纥、吐蕃、契丹等少数民族便开始崛起。吐蕃截断河西走廊，西域尽失，回纥控制蒙古高原，契丹崛起于东北，南召脱离唐朝控制，唐朝中央实际控制领域回到秦朝的传统区域。

五是经济重心南移，中原从此开始衰落。安史之乱时中原大量人口南移，江南人口大增，湖南、江西、浙江迅速得到开发，经济快速发展，南北实现平衡。

六是西域从此失去一千年，中原文化消失，西北地区开始伊斯兰化，原来崇尚中原文化的古国民族消失。

七是佛教复兴，道教衰落。唐初以道教为国教，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安史之乱后佛教迅速复兴，几代皇帝都宠信佛教，大建庙宇，很多年轻男子都进庙当和尚，浪费了很多人力钱财，大文学韩愈就因为一篇劝奏皇帝不要信佛的奏章被贬。

八是皇帝不再信任武将，太监监军开始出现，监军掣肘将军，导致将军不能临阵决断，影响军队作战的胜利。太监监军一直持继到宋朝、明朝，使军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武将彻底失去皇帝的信任，到了宋朝开始重文轻武，以文抑武，整个民族的尚武特性改变，变成文弱内向。武将地位一落千丈，文官开始带兵，外战基本不能取胜，到了明朝太监监军掣肘严重，领兵的将领反而没有决断权，大力开疆拓土的场景再也没有了，若不是元、清两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很难再统一西域内蒙古。

为什么说吴三桂最大的败笔是，弑杀永历皇帝朱由榔？

清康熙元年（1662年），刚刚登基不久康熙皇帝收到了一份由吴三桂送给他的“大礼”。

就在这一年的六月，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的“皇帝”——永历皇帝朱由榔，在云南昆明的篦子坡，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一同被杀害的还有朱由榔的儿子以及眷属，共计二十五人。

凭借着如此“不世之功”，吴三桂也来到了他人生中权势地位的巅峰，他本人获封“平西亲王”，是清朝历史上仅有的两位被封为亲王爵位的“异姓王”，他的儿子吴应熊不仅迎娶了皇太极之女建宁公主，并且在官阶和地位上，也得到了不断地提升。

然而，擒杀永历皇帝朱由榔，不仅成为了吴三桂人生之中又一个挥之不去的“污点”，与此同时，也成为吴三桂人生中“盛极而衰”的重大转折，就此让吴三桂一步步的走向了失败的深渊。

擒杀永历帝，已经不是吴三桂第一次“背叛”明朝。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面对浩浩荡荡向北京开来的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崇祯皇帝将吴三桂看作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崇祯皇帝紧急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并命令吴三桂放弃关外全部领地和据点，火速驰援北京。

从宁远到山海关的距离是120公里，三月初五，吴三桂接到旨意从宁远率军开拔，抵达山海关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十九，这120公里，吴三桂足足走了14天，这时的北京城早已经已经被李自成攻破，崇祯在极度的失望中在煤山上吊自缢，正统明朝就此灭亡。

得知崇祯自缢、明朝灭亡后，吴三桂起初选择的是投降李自成，但是由于李自成对其家族的拷掠以及其大军进入北京后的种种行为，让吴三桂最终改变的想法。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重新举起了“明朝忠臣”的大旗，开始以“借兵”的方式与关外的清军进行着接触。

然而，多尔衮看出了吴三桂的想法，他并不接受吴三桂所谓的“借兵”，他只接受吴三桂的投降，而吴三桂想要继续忠于大明，或者说假借忠于大明以谋求擅权自立的想法也伴随着他在山海关大战时的阵前投降而终结。

在打败了李自成后，重新回到北京的吴三桂俨然是明朝遗老遗少心中的英雄，然而这些明朝遗臣等来的不是吴三桂拥立朱明王朝的复辟，而是清朝这面小皇帝顺治的进京登基。

在此之后，吴三桂也在高官厚禄面前，彻底放弃了“光复明朝”的想法，同时也揭下了他“大明忠臣”的伪装，一次次的将兵锋指向了他曾经宣誓效忠的朱明后裔，成为了清朝荡平南明小朝廷的先锋。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三桂亲率大军攻入缅甸，逼迫缅甸国王交出了流亡在缅甸的南明永历政权的皇帝朱由榔，第二年即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又在昆明篦子坡将其全家绞杀。

可以说，吴三桂是亲手埋葬了明朝残存抵抗力量的希望，同时也断绝了明朝最后的皇统。

擒杀永历帝，是吴三桂交纳的“投名状”，更是帮了整个清朝的大忙。众所周知，清朝一直以来都是以明朝的“继任者”自居，并且始终强调，明朝是被李自成攻灭，而清朝的江山是从李自成手中抢来的，包括清军入关时，也是打着“剿灭李自成，为崇祯皇帝报仇”的口号。历代清朝帝王也是始终将祭拜十三陵作为一项重要的仪式庆典，这些无疑都是为了证明清朝夺取江山的“合法性”。

当然，这都只是政治上的“阴谋论”，真正当朱明子孙被清朝所俘获的时候，等待他们的便是非常悲惨的结局。

当年南明弘光政权的小福王朱常洵以及鲁王、荆王等人，都是被扣上了谋逆的罪名加以处死，而在《明史》中，对于朱明子嗣的屠杀都写成了“镇压暴乱”：

“顺治三年五月壬戌，京师纷传故明诸王私匿印信，谋为不轨，及行查，果获鲁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银印，鲁王等十一人伏诛。”特别是朱常洵，连名字都没有提，将其淡淡的放在了“等十一人”之中，真可谓是“别有用心”。

到了康熙年间，民间不断爆发打着“前明朱三太子”名义的起义活动，而当真正的崇祯皇子朱慈焕被擒拿的时候，康熙皇帝迫不及待的将其全家凌迟处死，罪名则是冒充去“前明皇子”，为的也是要掩盖其真实的身份，来维系达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于是，当永历皇帝朱由榔被擒获的时候，其实清朝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处置朱由榔。

如果将朱由榔押送到北京，一路上山高水远，必然会遭遇明朝的残存抵抗力量的抢夺，这是清朝朝廷所不希望看到的。即便是将其顺利护送到了北京，对其如何处置，也将引发巨大的朝堂震动，毕竟朱由榔已经在南方做了十多年的“皇帝”，尽管政权是风雨飘摇，他本人也是颠沛流离，但是毕竟是朱明后裔，有着极强的舆论基础与合法性的根基，这对于尚未完全稳固的清朝朝廷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威胁。而如果真的是由朝廷下令将其处死，所引发的动荡和影响也将是极为深远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非常“主动”的绞死朱由榔，算是帮了朝廷的大忙。

一方面，清朝这面除掉了威胁王朝统治根基的巨大隐患，同时对于各地“反清复明”的起义也给予了一次巨大的打击。另一方面，则是继续维持了大清王朝作为大明王朝“继任者”的“良好形象”，维持了政治统治与政权来源的合法性基础，可谓是一举两得。

当然，对于吴三桂而言，这也是他必须要向清朝缴纳的“投名状”，因为此时吴三桂急需通过实际行动持续性的向清朝表明自己的忠心。

在清朝初年的四位“异姓王”中，相较于“三顺王”，即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吴三桂是投降时间最晚的。

当初，孔有德等人在“吴桥兵变”后投降，当时的后金在实力不能与后来同日而语，甚至可以说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人的投降，颇有一种加入“创业团队”的意味，而他们的王爵也是早在崇德元年（1644年）皇太极改元称帝的时候，就已经被册封的，足可见当时皇太极对这三人的重视。

而不同于“三顺王”这样的主动归降，吴三桂的投降更多的时候是可以看作为被逼无奈之下的“阵前投降”。与此同时，吴三桂与明朝之间，并不像孔有德等人那样，有着非常不堪的过往与极深的仇恨。

所以，如果单从投降的基础与动机而言，吴三桂并不牢靠，而清朝安排吴三桂之子吴应熊迎娶建宁公主并将其留在北京，实际上就是出于对吴三桂的不放心，进而将其当作了人质。

因此，与孔有德等人的“从零做起”不同，吴三桂更像是“从负做起”，而他先做的，就是坚决而又彻底的将自己同大明王朝撇清关系，或者说，与大明王朝之间产生“仇恨”，这样才能表明自己的忠心，获得清朝朝廷的信任。

对于清朝朝廷而言，吴三桂擒杀永历皇帝朱由榔，也能起到“一石三鸟”的目的。

一来，正如前文中说到的，朱由榔是断然不能留存的，而同时，朱由榔也是不能由朝廷下旨处死，所以，通过吴三桂将其绞杀，为的还是维系请朝统治的合法性。

二来，朱由榔的死必然会激起民间的抗议与哗然，如果是清朝朝廷的行为，也必然将招致不满，特别是前明的遗老遗少以及南方汉族的士大夫阶层，而吴三桂的行为可以说是很好的转移了焦点和矛盾，帮助朝廷背下了“黑锅”。

三来，吴三桂此举可以说也是将自己置身于全体汉人的对立面，这就使得吴三桂将成为“被唾弃之人”，也必然会失去天下人的支持与拥护，其影响力与号召力也将受到极大的限制，这对于清朝朝廷来说，也将是更加的放心与安心。

擒杀永历帝后，吴三桂的人生也走上了下坡路。尽管吴三桂因为擒杀朱由榔的功劳被封为了“平西亲王”，并让其在云南“开藩设府”，但是清朝这面也开始着手对吴三桂进行着限制与制约。

就在第二年，即康熙二年（1663年），以索尼、鳌拜等人为首的辅政大臣，便借由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额吴三桂的“平西大将军印”，同时以“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的名义，收回其任免官员的权力。

康熙六年（1667年），这个时候正在专权的鳌拜，又借着吴三桂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朝廷中央，加强朝廷对于云贵地方事务的管控；也是在这一年，朝廷还下旨命“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进而收回了吴三桂手中的司法审判以及生杀大权。

如果说猜忌与削权，仅仅是朝廷对于吴三桂处于政治上的不信任，那么双方在巨额军需用度上的分歧，则直接激化了朝廷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为875万两白银，但是仅吴三桂一镇的支出就高达900万两，因而朝中便有人感慨：

“竭尽全国之财力，尚不足一省之需求。”如果说此时的吴三桂仍需要带兵征战，剿灭南明永历政权，尚情有可原，可在吴三桂擒杀永历皇帝朱由榔后，全国局面相对稳定，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在消耗以及用度上，依旧是朝廷的最大负担。

“天下之赋，三藩耗其二”再加上三藩在属地上的独立统治极大的威胁到了皇权，使得朝廷这面对于三藩是愈发的不满，康熙皇帝甚至还将解决“三藩”问起作为其亲政后计划重点目标，写在了大殿内的柱子上，足可见其决心与态度。

终于，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乘势作出了撤藩的决定。随后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以及镇守云贵的平西王吴三桂怀着试探性的态度上疏请求撤藩，康熙也都予以批准。

尽管“撤藩”对于年轻的康熙皇帝是一个非常冒险且非常容易激起剧变的决定，但为了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三藩”问题，康熙皇帝还是在大多数朝臣都持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坚持撤藩，而撤藩最终的结果就是被“逼上绝路”的吴三桂起兵反叛。

然而，吴三桂竟然打出了“兴明讨虏”，拥立朱三太子朱慈焕的旗号，真可谓让人哭笑不得。

原镇宁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檄告天下文武官吏军民等知悉：

本镇仰观俯察，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爰率文武臣工，共襄义举，卜取甲寅年正月元旦寅刻，推封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宝，建元周启，檄示布间，告庙兴师，克期进发。移会总统兵马上将耿（精忠），招讨大将军总统使世子郑（经），调集水陆官兵三百六十万员，直捣燕山。吴三桂此举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争取明朝遗老遗少和汉族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与拥护。

可擒杀拥立皇帝朱由榔，已然让吴三桂成为了大明王朝和南明朝廷灭亡的头号罪臣，也更加使得这些人对吴三桂是恨之入骨。所以即使吴三桂打出了“兴明讨虏”的口号，也因为他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只会让人觉得是一种讽刺和嘲笑，而无法赢得汉族人特别是汉族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支持。

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已经走在穷途末路的吴三桂，也卸下了最后的“伪装”，选择了自己称帝，国号大周，建都衡阳，建元昭武。而吴三桂的皇帝梦仅仅维持了五个月的时间，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吴三桂病逝，结束了他不断背叛的一生。

攻灭南明永历政权，擒杀永历皇帝朱由榔，可以说是吴三桂自投降大清王朝以来，为清朝所作出的最为杰出的贡献，他本人也获封亲王爵位，并且镇守云贵，手中有兵有权，俨然成为了一方诸侯。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权势地位达到了巅峰，但同时也成为了吴三桂“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永历皇帝的死将整个南方地区“反清复明”的斗争带向了低谷，相对和平的状态使得吴三桂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与价值，反而成为了朝廷的负担，因此吴三桂被逐步限制以至于最终被取缔的历史趋势，也就变得不可逆转。

也正是因为擒杀永历皇帝，使得吴三桂成为了当时天下汉人心中共同的敌人，这就使得其之后的造反，再如何将“民族大义”作为目标与旗帜，也依然是“失道寡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兵败身死的最终结局也是一种命中注定。

而不经自己之手，就处死了永历皇帝，清朝朝廷这面不仅没有任何舆论的压力，更不用担心皇权统治合法性受到波及与触动，可谓是“一举两得”。对于吴三桂而言，擒杀朱由榔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举动，则完全成为了“慷他人之慨”的举动，而他本人也彻彻底底的被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饱受历史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