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素毓 三级:申素毓出生日期 战国初期的头号强国魏国，它的霸主时刻为何无法维持长久？

春秋时期虽然有五霸申素毓 三级，但是除了晋和楚，其他霸主大都是一代而终。晋楚百年争霸，而霸业长在晋国。可是晋国却罕见地执行起了疏远公室的国策，由此在晋悼公去世后，晋国的六卿坐大的局面已经无法逆转，直到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国灭智伯，瓜分了晋国，这一年成为战国的开端。

魏国在三家分晋时，主要领土位于中原，国力在三晋中最为雄厚，而此时的魏文侯魏斯颇有先秦贤君之风，礼贤下士，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纷纷投往魏国公室门下，加之李悝变法，所以富国强兵，开拓了大片疆土，使魏国一跃为中原的霸主申素毓 三级。

（魏文侯礼贤下士早就魏国霸业）

魏国称霸的根基在三晋一体，韩、赵两国彼此有矛盾，纷纷请求魏国给予公道的处置，而魏文侯却把双方的说辞都拿给了对方来看，由此一来，韩、赵两国羞愧难当，心甘情愿与魏国同呼吸、共命运申素毓 三级。晋国本来就是霸主，虽然分成了三个国家，可是由于三晋同气连枝，其他国家也丝毫动摇不得魏国的霸主地位。如果从公元前453年算起，到公元341年的马陵之战后魏国国力大损，跌入二流强国之列，魏国的霸主地位一直维持了百年之久。

历史上霸业长青的国家毕竟很少，即使如同大不列颠的霸业，也只是从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维持到1913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申素毓 三级。如今的美国的霸业，只是从1945年维持到现在，尚未过百年。魏国能够在战国初期成为霸权国家，并且维持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已经相当不易了。至于魏国从霸主位置上经历100多年才跌落下来，与其说是人才、君主等主观的原因所在，不如说是魏国的制度使然。因为人才、君主能够虽然能够决定一时兴衰，而制度却能决定最后胜败。与商鞅变法的秦国以及山东其他五国相比，魏国的制度建设，逐渐落后于时代。其中，让魏国最终跌下神坛的即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魏国能够称霸中原，并且雄踞六国之上长达百年，除三晋一体外，所赖者魏武卒是也申素毓 三级。而魏武卒是魏国的精兵体系，虽然战斗力惊人，但是对于国力的要求也是骇人的。来自魏国的商鞅自然熟悉魏武卒的利弊，在秦国改革军制时，商鞅就在魏武卒制度的基础上，设计了秦国版本的军功爵制度。军功爵制度的核心，是国家普遍授田制。

（魏国鼎盛时的疆土）

商鞅给秦国设计的军功爵制度分为两个序列，第一个序列是赐给军队中校、徒、操、出公等勤杂人员的爵位，由“小夫”和一级公士两个爵组成；第二个序列是赐给战斗兵的爵位，包括二级上造、三级簪袅、四级不更、五级大夫、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八级公乘，九级五大夫，十级客卿，十一正卿，十二级大庶长，十三级左更，十四级中更，十五级右更，十六级少上造，十七级大良造。两个序列总共十八级爵位，其中二级上造至四级不更都是“卒”，五级大夫及以上都属于军官。

商鞅的所有政策的出发点是霸道，在战国时期霸道的根基即是农战，军功爵制度也是如此。砍一个敌兵的首级，官府就赏赐一级爵位、一倾田产、九亩宅基地、一名庶子（奴仆），可以成为军吏或官府的吏员。以这个奖励标准为基础，秦民按照早期的十八级军功爵和秦始皇时的二十级军功爵的次序逐级升迁。看起来很简明，对以农民出身为主的士兵也颇有吸引力，但要贯彻这个奖励措施并非易事。假如没有其他配套制度，军功爵制达不到颠覆世卿世禄制度的目标。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之所以顽固，一方面与春秋军队的结构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政治经济体制挂钩。

春秋时代以车战为主，战车兵是军队的核心。战车是代价高昂的作战设备，几十个平民家庭才能供养一辆战车，因此也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充分的条件来训练车兵的作战技能。这样，军功必然算在了做战车甲士的世袭贵族子弟头上，很难轮到平民步兵。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战争规模越打越大，步兵逐渐从战车的附属成为了作战的主力，新兴的骑兵与趋于衰弱的战车组成了重要的机动力量。贵族兵跟平民兵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国家终于有条件执行统一的立功授爵标准。

（商鞅变法的军功爵制度是系统工程）

同时，春秋时期的200多年间，诸侯们多沿用分周王室的封制政体。国君分封采邑给卿大夫，卿大夫对封邑的土地、人口有支配权，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土地、人口并不太多，打仗的时候需要征调贵族封邑的私兵。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了诸侯国需要通过授予贵族世代继承封邑和官职的特权来巩固统治。世卿世禄的贵族子弟垄断朝局，布衣平民很难获得官职和封邑，往往会选择成为贵族的家臣。只有国家直接授予官爵和田宅时，布衣之士才能与世袭贵族分庭抗礼，可是在分封制政体的环境中，国家并不能保证广泛的授田。没有授田制，就意味着布衣百姓没有经济基础叫板贵族子弟，也无法执行普遍征兵制。没有授田制，国家的编户民就无法维持生计，必然依附于达官贵人或宗族豪强为生，按户征税兴兵的普遍征兵制就会土崩瓦解。此外，军功爵的“益田一倾，宅九亩”是在普遍授田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秦军士兵在入伍前就有一倾田产，立战功后进爵一级也是在此基础上均匀递增。可是如果没有最基础的授田，朝廷就无法有效开展征兵工作。

秦国举办的学吏制度不仅培养了娴熟政事的专业文法吏，也把过去只有贵族兵垄断的战车、骑兵等技术兵种的作战技能也给普及了。从此以后，秦军轻车士和骑士更多来自于平民出身的良家子。各县官办学室承担的军校职能，让广大从军吏民能得到良好的军事训练，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普遍征兵制的发展。秦国各阶层都从军打仗，都按照统一的军功爵标准考核，以功劳才能为分配资源的依据。故而秦国越战越强，秦军进化为令人生畏的虎狼之师。

可是商鞅做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魏武卒制度上的，商鞅深切地认识到魏武卒制度上的利弊，从而能够在秦国执行了这样一套逻辑缜密的法令。作为秦法军功爵制度的的1.0版本，魏武卒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军功授田制：通过选拔考核的武士可以免除赋税徭役，获得朝廷赏赐的田宅。但魏武卒只是全军中精选的武士，授田制度并不惠及全军，更不用谈及全民。造成这个现象的恰恰是魏国高层对于法令的选择性遵守，突出的表现即是滥赏土地。如魏惠王曾经一次性赏赐丞相公叔痤四十万亩，吴起后人二十万亩田，巴宁十万亩，爨襄十万亩，共计赐田八十万亩，折合八千倾田。战国通例，每夫授田百亩，也就是每个户主能得到一倾田来养家糊口。秦制：二十五户家庭以上可以立社，成为一个里（行政村）。魏惠王赏赐给大臣的这八千倾田，理论上足以设立320个可以向国家提供赋税和兵员的村子。

（魏惠王时期是魏国走下神坛的转折点）

孟夫子见梁惠王（当时魏国尚是七国中最为强大的国家），建议梁惠王让“民有恒产”是为王政之始，本质上就是确保民众的百亩基础田，可是这个在秦国理所当然的事情，魏国已经做不到了。滥赏以及战败让魏国高层无法推行普遍授田制，更无法建立秦国的军功爵制度，就连武卒这样的精兵制度也逐渐走向崩溃。

为了避免秦国步魏国的覆辙，商鞅给秦国设计的土地政策是优先确保庶民的一倾授田，军功益田也是逐倾递增，而且从第九级五大夫就不再轻易增加田产，开始改赐税邑若干家。军功爵主只分享税邑上缴的赋税钱粮物，但对民户没有管辖权，他们依然受郡县官府管理。秦国的封邑基本上就是这种没有实权的虚封，土地依然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不会形成类似齐国孟尝君封地那种国中之国。

魏国则在封建制中越发沉沦，由于封君掌握有土地、财富、民众，因此引起了君主的猜忌之心。魏国的无忌公子是战国四公子之首，可是在国内却郁郁不得志。魏国不得其人，不仅优秀人才外流，连分属宗族的无忌公子都无法容身，魏国焉得不败？在魏武卒接连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战败，魏国实力大损，短时间内已经无法迅速弥补魏武卒的战力，各国趁机攻击魏国，使得魏国在西、东、南三个方向都遭受到了失败，国土损失惨重，更加无法执行魏武卒授田制。

与此同时，魏国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对于韩、赵两国，魏国的政策越发蛮横，终于使得韩、赵两国在魏国遭到其他国家围攻时保持了善意了的中立。确实是善意的中立，如果以韩国国都被围，赵都邯郸被攻破的旧账来算，魏国即使被灭了，韩、赵两国都有足够的理由不理不睬，甚至还可以再踩上一脚。只是魏国落败后，由于其他国家对于中原的觊觎，使得韩国不得不继续与魏国站在一起，应对危机。

（魏国最后的落幕）

所以，魏国之所以在战国中期失去霸权，表面的原因是魏国没有执行秦国那样的彻底的军功爵制度，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魏国缺少执行秦国那样的普遍授田制的基础。难怪秦孝公对商鞅说，秦国粗鄙，乡野风俗尚未开化时，商鞅竟然愉快地回答说：如此甚好！如此甚好！魏国在战国前期借助优秀人才的努力建成了霸权，却也在封建体制中对这些优秀的人才滥加封赏，终于造成了国家掌握的资源的日益减少，无法为国家带来更多的资源。魏国的人才制度、军功爵制度濒于破产，终于在伊阙之战后魏武卒成为了绝唱，而魏国也早已成为了战国时代的鱼腩国家，至于霸业，早已是明日黄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