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里汉梗:蒙元给古代中国带来了什么？

这个问题很有讨论价值西里汉梗。

赋税方面。明朝人范濂《云间据目钞·记赋役》 中写道西里汉梗：“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赋虽轻，不足法也。”

明朝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岁入》中也有类似的话：“前元取民最轻西里汉梗，固不可法。”

明朝的史学大家谈迁认为元朝的江南人生活得最快活，因为赋税最轻，而明朝最重西里汉梗。谈迁在《纪文·上大司农陈素庵书》：“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法律方面西里汉梗。

《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他的时代》

《剑桥辽西夏金元史》

当然，以上资料无不证明元朝律法宽松，但是这时候肯定有人跳出来拿所谓的“四等人”、“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手”以及“蒙古人扎死汉人赔驴价的谣言说事了”，这里给科普一下。

至于所谓的四等人制，不好意思，元朝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记录了什么人分四等，在《元史》里也没有对战。四等人最早的说法，出自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于时大别人为四等，曰蒙兀儿，曰色目，曰汉人，曰南人”。这是四等人最早的说法，根据日本学者船田善之先生考证，四等人这个说法最早应该是出自日本元史学者箭内亘的三等人制，不过这个三等人制说法明朝就有，清朝的魏源还批判过。

而《草木子》一书当中，交代了“元朝自混一以来，大坻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意思就是元朝自一统天下以来，用人中央多用蒙古人，地方多用汉人。然后又提到元朝“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表明老百姓生活并没有因这种用人法受到影响。再者，元朝规定“蒙古人充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色目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实际操作上，由于人数优势，这三个职位往往被汉人包揽。而朝廷当中蒙古人占多数，实际上是“根脚”的原因。

根脚可以理解成元朝的功勋集团，正所谓“打天下坐天下”，我辛辛苦苦的帮皇帝打的天下，我来享受富贵荣华天经地义，没有理由我辛辛苦苦给皇帝打江山，让你去享受，我去喝西北风。不过，这个根脚不仅包括蒙古、色目贵族，还有大量的汉侯。早期汉侯的权力十分庞大，不仅可以拥有军队，还可以在封地内发行货币、截流赋税。

至于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手这一段，可以先看《元典章》。

可以看出，这里的蒙古人仅仅指怯薛，其次，怯薛打了汉人，汉人不是就忍着，而是去官府诉讼。如果了解了怯薛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就可以知道这一条实际上是在保护汉人。

怯薛位高权重，你同怯薛对着干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当然，如果把“怯薛歹”三个字去掉，就是另一个意思了，这也给谣言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至于蒙古人扎死汉人赔驴价，这更是一条谣言。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元典章》。

可以看见只有在“斗杀”这一项，蒙古人打死汉人仗57，赔烧埋银；汉人打死蒙古人，案犯处死，没收家产，赔烧埋银。这一条确实是蒙古人和汉人区别对待，而且不好甄别，但是元朝能在斗杀这一项区别对待，也是有原因的。

忽必烈说，汉人们往往仗着人多势众殴打蒙古人，你们要严加禁止。由此可见，元朝在斗杀这一项实行区别对待的主要原因还是在汉人身上。

当然，也就是只有斗杀一条蒙古人汉人区别对待，杀人者死仍然是元朝律法的主刑。

其中，烧埋银这一条作为附加刑存在，源自蒙古“赔命价”的习惯法，只不过蒙古进入中原后采用汉法管理汉地，赔命价就演变成烧埋银，并作为附加刑存在。但是，当时白银没有大规模流入，50两白银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经常有人因为没钱赔烧埋银而卖儿卖女，所以往往官府代赔烧埋银。不过，之后的明清两朝，都没有赔烧埋银的说法。

另外，元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没有文字狱的王朝。元朝孔齐《至正直记》有一条记载宋遗民梁栋因作诗被仇家诬告，说他“讪谤朝廷，有思宋之心”，最后礼部判决说：“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

我们还可以对比一下青花瓷，先是唐青花

然后是宋青花

接着是元青花

我觉得没有再对比的必要了，谁强谁弱一目了然

。

文学，方面各朝代有各朝代的特色，就不多说了。元朝有三大雅集中规模最大的《玉山雅集》。引用一下《四库全书总目 玉山名胜集》对《玉山雅集》的评价——“其所居池馆之盛，甲于东南，一时胜流，多从之游宴。......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间者十之八九。考宴集唱和之盛，始于金谷、兰亭；园林题咏之多，肇于辋川、云溪；其宾客之佳，文辞之富，则未有过于是集者。虽遭逢衰世有托？，而文采风流映照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见之，录存其书，亦千载艺林之佳话也。”

至于绘画方面，我觉得没必要多说了，如果不了解，可以自行去脑补“元四家”。明朝唐寅、仇英、文征明等人，都是在学习“元四家”的基础上才成为大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