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八文化:同样是资本主义的伊朗为什么与美国有很大的矛盾？

伊朗虽然在政治体制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许多相似地方，比如实行三权分立，有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总统，有议会和法院，但在实际的政治体制运行过程中，伊朗国家的最高权力并不属于总统和议会，而属于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和由宗教学者组成的宪法监护委员会，伊朗实际的最高领袖是宗教领袖，伊朗的政治体制是传统和现代的融合，是当今国际社会中少数的“政教合一”体制丘八文化。

美国的政治家们一直坚持“美国优先论”和“美国特殊论”，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甚至不惜以“先发制人”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因此美国不会单纯的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决定对外关系丘八文化。美俄之间有矛盾，甚至美欧、美日之间都有深层次的矛盾。

在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丘八文化，美国和伊朗之间曾经保持过长期的密切友好关系。巴列维国王推行了亲西方的改革，当时称为“白色革命”，在中东许多重大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

伊朗伊斯兰革命时期爆发后丘八文化，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伊朗新领袖霍梅尼号召民众向美国政府示威，于是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德黑兰人质事件，数十名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员被扣押，美国政府拒绝了伊朗新政府提出的包括遣返巴列维国王回国受审的要求，继而采取了强烈的反制措施，包括冻结伊朗人在美国存款，终止向伊朗进口石油，驱逐部分在美伊朗人，两国关系陷入冰点。

1980年后开始的两伊战争，美国选择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给美伊关系再度蒙霜丘八文化。1988年的伊朗“655航班”被美军机击落，美国政府拒绝道歉，伊朗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进入21世纪后，伊朗核问题又成为美伊关系新的节点，双方一度剑拔弩张，2015年7月，伊朗核问题在伊朗与伊核问题六方达成协议后，基本上都到解决。

近年来，有一种新观点是伊朗的反美只是形式的反美，与朝鲜的反美不同。伊朗2009年举行总统大选时，在美国本土甚至设置过投票站，在美伊朗人也一直积极努力奔走，试图改善美伊关系。

清朝末年训练新军，为什么清廷不能对其有效控制？

清朝末年的新军失控，表面上看是革命党与旧势力的矛盾爆发。实际上，在暗地里却是满汉官员之间的权力斗争。

清朝入关后，有一套比较完整的防备汉人夺权的军事体系。八旗在各地都有驻军，而各省的总督、巡抚和提督、总兵，相互之间又有牵制关系。这样一来，地方上的封疆大吏无法做强做大，军队的训练和调动，也能始终掌握在清廷的中央政府手里。（满人的手里）

但是太平天国之后，八旗形容虚设，绿营也不堪一击，原先吆五喝六的满蒙贵族，对军队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掌控。只不过当时清廷仍然还有点余威，慈禧老太婆靠着他的政治手腕还能镇得住地方的汉人实权派。

但是八国联军侵华，给了清廷中央政府和慈禧老太婆当头一棒。中央权威的尽失！地方的实权派完全不拿中央当回事。于是，清政府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立宪改革。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一定会说，咱大清也搞君主立宪了，这是好事呀！然而事实的真相却并不是那回事。清末所谓的立宪，实际上是借着立宪这个借口，加强中央集权！把之前让给汉人实权派的权力再收回来。当时就有不少头脑清醒的人指出，慈禧搞立宪的目的，就是藉变法之名，以收集权之实。继续维持满洲人的统治地位。

既然立宪了嘛，那么军队的指挥权，自然就要收归到中央政府。当时的满蒙八旗和绿营都是垃圾，地方实权派训练的练军（比如湘军和淮军），通通都作废，统一改编为巡防营。朝廷另起炉灶，按照西式的标准，训练了一批新式陆军，也就是所谓的新军。

所以新军的建立，并不完全是为了巩固大清国防的需要，关键点在于：慈禧要把汉人精英官僚训练出来的那些什么湘军、淮军，全部裁撤掉！让满洲人重新掌握军队的指挥权，也就是掌控新军。

但是当时的新军普遍也是汉人训练的，比如袁世凯、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人训练出来的北洋六镇；张之洞鼎力支持训练出来的湖北新军。这些新军的指挥官，仍然都是汉人。等于军权还是掌握在汉人手里。于是慈禧想出了一个先砍头，再剁手足的办法。

1906年，慈禧前往天津阅兵，在阅兵场上逼迫袁世凯交出了北洋四镇兵权，并且辞去各项兼差，仅保留两镇的指挥权；

1907年，御前会议上，载沣等人又逼迫袁世凯辞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实权职务，明升暗降为军机大臣和外务尚书。张之洞在同年也被免去湖广总督的职务，明升暗降随袁世凯一起调入京城。湖广总督一职，由汉军镶蓝旗出身的赵尔巽接任。

1908年，慈禧病死后，身为摄政王的载沣拿出了光绪遗诏，声称要杀袁世凯。所幸当场的张之洞等人极力维护，袁世凯才免于一死。但被免去了所有职务，赶回河南老家钓鱼，永远不准出仕。

罢免袁世凯只是第一步，紧接着还要收回其它部队的指挥权。比如载沣就自封为陆海军大元帅，名义上成为全国总司令；满洲正白旗出身的荫昌为陆军大臣，将北京附近各省的新军指挥权收归中央；满洲亲贵出身的载泽、毓朗和善耆等人掌管新军指挥权。其实就是让荫昌接替袁世凯，让载泽等人控制每一个镇，直接指挥各镇的行动。而原来各镇的统制，比如段祺瑞、曹锟等人则要靠边站，沦为名义上的指挥官。

另外，摄政王载沣还派自己弟弟载洵为海军部大臣，把原本一直就是汉人指挥的海军也收回到满人的手中；并且载沣还下令，从满洲八旗中抽调精干之人，编练为禁卫军，让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涛为军谘府大臣，统领禁卫军；并在北京设立了专收满人的贵胄学堂，培养八旗自己的军事人材。

通过这一系列的调动，在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之后崛起的汉人实权派，荡然无存！各省的汉人督抚，汉人军官，也基本上被满人和汉军旗人所取代。

如果站在满洲人的角度来说，载沣的这一套操作，是符合他们利益的。但是站在当时那个时代来讲，载沣简直蠢透了！据说当时袁世凯被撤换时，张勋就在一旁嚷嚷，干脆他娘的造反算了！只不过袁世凯觉得时机还不到，没有同意。但是让载沣这么一闹，地方上的新军指挥官就不干了！

什么意思？我们辛辛苦苦训练的军队，你们直接捡现成的？捡现成的也就罢了，起码给点补偿啊！直接派满八旗来接手，我们这些汉人怎么安排？给你们白白打工了？以后孙文的炮党再闹事，你们满人去镇压吧！我们不会再给你们卖命了。

所以在武昌起义时，荫昌根本就指挥不动北洋军！段祺瑞被冯国璋等人故意磨蹭，就是要逼清政府，让袁世凯重新出山。因为袁世凯这个总司令不出山，他们这些师一级的将领迟早也会被撤换掉。落一个兔死狐悲、鸟尽弓藏的下场。

紫禁城的那帮满洲贵族，最早还没把武昌起义当回事，原本以为只是小股刁民闹事，派军队去镇压就可以了。谁也没想到，武昌新军只是在湖北那么闹腾了一下，大清朝各省都跟着闹独立了。势头之猛，超乎载沣等人的想象。

江苏巡抚程德全、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两广总督张鸣岐、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人，这些人可都是朝廷命官。面对载沣等人卸磨杀驴的新政，最后也跟着反了！他们认为反正也会被撤职，还不如搏一把。

后来迫于无奈，载沣等人只得把袁世凯又重新请回来。袁世凯这次回朝，心里面门儿清，要不把那帮满族亲贵彻底搞死，自己肯定也是白白替人家打工。最后还是落个明升暗降，赶回老家的下场。而且老冯和老段跟中央政府顶着干，肯定也没有好果子吃。那么，干脆把这个大清朝灭了算了吧！

所以清末新军不服从指挥，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新军将领对满洲贵族卸磨杀驴的做法不满！

当然了，因为利益分配不公导致反满，这个现象主要集中在北洋六镇。而在南方各省的新军中，情况与北洋新军又略有不同。

比如湖北新军，当年张之洞在位的时候，他对湖北新军非常重视，投入了非常大的资金。但是当张之洞离职后，削减开支成了常态。这样一来，新军对清政府的不满就可想而知了。在当时的湖北新军中，革命党的排满宣传基本处于公开化状态！

举几个例子。在当时的湖北新军中，像《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孔孟心肝》这些痛斥满洲人欺压汉人的刊物，是可以在士兵中公然传阅的。而像《商务报》、《大江报》等这些革命党控制的报纸，因为他们经常会报道一些军官克扣军饷、满人欺压汉人的报道，赢得了很多士兵的支持。以至于声誉日起，报纸的销量日增。

据当时人回忆：部队里的革命气氛较浓，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剪了辫子，表示对清朝统治的反抗，谁要不剪，就会被骂作猪奴才。

而且新军的来源主要是两部分：一是破产农民和城市游民；一是小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归留学生。

这第一类人员本来就对满洲人的统治没什么好感，再加上里面有很多人都是穷人，很容易受革命派鼓动；第二类人员是因为受到西方和日本新思想的影响，对满州人的独裁统治也非常痛恨。

除了湖北新军之外，云南和广西新军也是反满的重要据点。据朱德回忆：当时云南新军和讲武堂的官长，李烈钧、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等人，大多都是同盟会员，其他一些教官或者是同盟会员。有时候教官在上课时，说着说着就站在椅子上大声高呼，让满州人的统治滚下去，大家不要当亡国奴！

南方新军都是这种调调，新军要不失控，还听满洲人的指挥，那才有鬼呢！

有人或许要问了：难道清政府不管吗？

是的，清政府的各级官员还真的不管！上面不是说过了吗？载沣一上台就是各种理由收回权力，地方督抚谁敢当这个出头鸟？要是被抓住了小辫子，丢官是小，丢命可就亏大了。而且还有一点，因为中央要集权嘛。所以地方督抚的任期都很短，通常就是几个月或者一年，官员就要调走。这种流水官，他们才懒得管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所以新军中的反满革命宣传，地方当局基本上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发现了，顶多解散组织、开除军籍，采取的是息事宁人、不予深究的态度。

所以归根到底的说，清廷对新军的失控，其实是对官员的失控。虽然满洲贵族一直在强调满汉一家亲的概念。但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两码事。在汉人官员看来，你吐出来的东西，还能再吞回去？如此厚颜无耻，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另一方面，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新军士兵也是对满洲人的统治早就不满了。当南方的新军和北洋新军达成了共同目标后，清政府的完蛋，就是必然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