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叶金丝桃 产量:王安石变法为什么最终走向了失败？

王安石的改革是中国史上一次伟大的尝试，因为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次企图通过系统的市场化改革实现国家富强的变革，这场变革最终归于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当时宋朝的环境并不适合王安石的改革，更确切地说，王安石的改革太超前了贯叶金丝桃 产量。

其实中国古代史上真正成功的改革只有商鞅的那一次，在历史上改革失败是常态，因为改革的难度向来都是极大的贯叶金丝桃 产量！改革往往不但要触及既得利益层，也可能会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容易遭到社会上下的一致反对，这也是历史上改革很少成功的原因。

宋神宗之所以要改革，直接原因是到了他的时代，宋朝遇到了财政危机，其实这是历朝历代的通病，随着王朝的延续，每个朝代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贯叶金丝桃 产量。就拿宋朝来说，主要是冗官、冗员太多，国家养的军队太多，导致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比如宋仁宗时期，国家财政收入3900万贯，支出1300万贯，宋英宗时期国家收入4400万贯，支出880万贯，而到了宋神宗时期，国家收入虽然增长到了5060万贯，但支出也是5060万贯，国家收入了多少就花出去了多少，按照这个财政支出的增长，宋朝的财政便岌岌可危了。

那么解决财政问题贯叶金丝桃 产量，在古代王朝有什么办法么？其实也是有的，通常来说，一是可以找富户借钱，但富户的钱总是有限的，而且还要付出很高的利息，并不是长久之计；二是向老百姓加征，但这个方法容易引起民变，因为古代百姓来说，即便在盛世百姓也往往只是温饱水平，一旦加征过重百姓就容易被逼到生死边缘，历朝历代因为加征引起的民变非常多，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当财政遇到问题的时候，财政改革只有两个思路，一是减少支出，二是增加财政收入，也就是所谓的节流和开源。在宋神宗之前，范仲淹也为解决财政问题而进行过改革，但范仲淹的改革主要是在裁汰冗官贯叶金丝桃 产量、冗员上，这样的政策自然触及了既得利益层的利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改革也最终失败，范仲淹的改革思路在于节流，这条路行不通。

而到了宋神宗时期，不仅宋朝的财政岌岌可危，西北边境的西夏也成了令帝国头疼的问题，年轻的宋神宗在上台后很想有一番作为，希望宋朝在他的手上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去实现他祖先没有实现的荣耀，因此神宗对改革就有了迫切的需求，正好这个时候出现了以改革著称的王安石，王安石很对他的胃口，于是在这一对君臣的主持下，熙宁改革也就此展开了。

我们先看看王安石的改革大体内容：

1、青苗法，简单来说就是在农民遇到灾荒的时候由官府为农民提供贷款以帮助其恢复生产，官府从贷款中收取利息；

2、免役法，就是改变原先农民既向官府缴税又服各种差役的状况，将这些差役、赋税全部货币化，农民只要向官府交钱即可。对于农民来说，要他们承担各种差役可能会耽误农业生产，免役法只要他们交钱，这样就不会耽误自家生产。而对于官府来说，可以用农民交上来的钱雇佣社会闲散人员代替农民去从事各种差役，能增加社会就业，提高社会的整体运作效率；

3、方田均税法，就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按照土地质量分成五等，所有人一律按田地大小、质量缴税，相较于过去以人头计税的方式更为合理；

4、农田水利法，鼓励各地兴修水利，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5、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市易务，由官府出钱购买市场上滞销的货物，短缺的时候再以平价卖出；

6、均输法，就是掌控各地物资产量以及各地对各种物资的需求量，由国家统销统购，统一管理；

此外，王安石在军事以及科举上也有所改革，军事上主要是通过裁减弱兵、提升部队装备质量来提高军队战斗力；科举上主要是废除明经科，改为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并增加法科，同时整顿太学等等。

从王安石的这些变法措施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路在于开源，也就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与历朝历代解决经济问题不同的是，王安石的改革是一整套市场化的改革，想到了用市场化的方法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王安石的想法非常创新！在王安石之前，虽然也有过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但那些改革都不够系统化，比如汉朝桑弘羊的改革，只是停留在税收和物资统销统购以及国家垄断经营特种商品的层面，而王安石的改革则涉及到了金融、市场、物资管控等全方位的层面，是系统化的改革。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用市场化方法改革的人，如果王安石的改革措施能很好地贯彻执行下去，那么国家确实可以实现富国强兵，因为市场能为国家增加大量的收入，甚至让国家变得富裕。

从传统上来说，我国在古代一直是个农业帝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历朝历代疆域的扩张都有极限，在这个前提下，国家田地的总面积是有限的。在国家田地总面积有限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也有极限，在田地、人口都存在极限的情况下，国家财富的增长也自然存在一个极限了，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财富增长到了一定程度就不会再增长。

那么在田地、人口增长到了极限的时候，要实现国家财富的继续增长该怎么办呢？就只能突破农业的范畴，发展新的产业，在古代生产力条件有限的客观状况下，发展工商业是一条必经之路。

贸易产生财富，这点大家应该很好理解。比如手工业者能生产出优质的农具，农民在购买了优质农具后，生产效率会提升，同时手工业者也能从与农民的交易中赚取利润，实现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双赢；再比如开封有好的工匠，四川有优质的木材，如果双方不发生贸易往来，开封的木匠生产出的家具卖不了什么好价钱，而四川的木材往往只能作为柴火使用，四川的木材商也赚不了多少利润。但是如果双方发生贸易往来，四川的优质

能卖到开封的木匠手中，那么开封的木匠就能用优质木材做出更为优质的家具，在这个贸易中，开封的木匠和四川的木材商都能赚到更多的利润，实现两者的双赢。

我们再看看王安石的变法，其中的均输法就促进了全国的贸易往来，想法是非常好的，通过政府掌握各地物产信息，然后由政府统一收购，再根据各地的需求统一销售到各地，如果能很好地执行下去，那么就能促进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国家的财富。

但是，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自愿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买卖双方的交易必须是出于自愿，否则不但不会产生财富，反而会给社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我们再回到刚才我所说的例子，比如一个农民一年从事农业生产，原先只能赚取5贯的利润，在自愿原则下，手工业者的农具售价1贯，却能让农民的利润增加到10贯，这种情况下双方自然是愿意交易的。但是如果手工业者的农具要卖到10贯的价钱，而且强迫农民必须购买，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就意味着农民一年下来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的农民就会破产，他的田地就会荒芜。而对于手工业者来说，他也往往只能跟农民做一次性的买卖，农民破产后就不会有人购买他的农具了，长期来说，手工业者也会面临没有市场的窘境。再如开封的工匠和木材商，如果木材商的木材价格太高，又强迫工匠购买，其结果与手工业者与农民的情况类似，最终工匠破产，木材商也没有生意可做。

放到王安石的均输法，在实行过程中就遇到了非自愿交易的事情。各地的均输部门往往以极低的价格从原料生产地购买原料，而且这种购买还带着强迫性质，即原材料供应商必须以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将原材料出售给官府，然后官府再以一个极高的价格将原材料卖给各地的生产商，造成的结果就是原材料供应商和使用这些原材料的生产商都破产了。再如农具，官府以极低的价格购入农具，手工业者会因此破产，而农民呢？购买这样高价的农具会破产，即便不够买高价农具，他们的生产效率也无法提高，这种做法不但不能提升社会生产效率，反而会大大降低社会生产效率。

那么官府为什么要以极低的价格购入物资，又以极高的价格出售物资呢？原因也很简单，这牵涉到了各地官员的利益，各地的官员一方面大量购入、出售物资能完成王安石安排给他们的政治任务，提升他们的政绩；另一方面又能从极低价格购入、极高价格卖出的过程中赚取巨额的差价利润，这些利润最终流入了各地官员的腰包，却苦了百姓。均输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好心办了坏事。

再如青苗法，其实在这个法令实施之前，宋朝民间也有借贷行为，虽然借贷的利息远远高于青苗法中官府所给的利息，但这种交易往往是出于自愿，也就是农民有借贷需求的时候才会找富户借贷，没有借贷需求的时候不会找富户借贷。而青苗法实施以后，各地官员一方面为了完成政绩搞起了强行摊派，不管农民是否有借贷需求，一律都要找官府借贷；另一方面这里面又牵扯到了各地官员的经济利益，而且官府的利息也不低，一年大约是20%，官员们用青苗法来发家致富，却坑惨了农民。所以青苗法的实施，在当时不但没能提升社会生产效率，反而对社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再说一下王安石变法中让人诟病最多的市易法，其实也遇到了上述情况，那就是交易非自愿，并且官员权力没有限制。王安石在施行市易法的时候用了个大贪官吕嘉问，结果吕嘉问也以超低价格从市场强行购入各种物资并对市场形成了垄断，然后又以超高价格出售物资，从中赚取了暴利，这些暴利多是流向了吕嘉问等各个贪官的腰包，却对京城的市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既然王安石的思路是对的，那么他的改革是否有解决的办法呢？也就是有没有办法能让他的改革施行下去呢？其实还是有的，不过这就要等到王安石700年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了，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给出了市场发展的一整套解决方案。

在《国富论》出现之前，英国就逐渐进入了法制社会，实现了司法上的独立，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任何人，无论是国王还是官员他们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同时法制充分尊重和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所谓“房子是我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就是这个道理。权力被关进了法制的笼子里，市场经济才有发展的可能。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充分肯定了市场给国家带来的财富增长，也就是贸易促进繁荣。他认为可以通过市场无形的手来调节国民经济，并不用通过国家行政手段来干预市场，市场就能健康发展。亚当斯密认为管得越少的政府就越是好政府，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参与市场竞争，只能在市场竞争中充当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政府只能监管市场，而不能参与市场经营。因为政府一旦参与了市场经营，那么政府就能运用手中的权力破坏市场原有的平衡，造成社会生产的破坏。

在金融方面，对应的也就是王安石的青苗法，其实今天的我们都知道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鼓励发展银行体系，用银行来解决社会上的借贷问题，政府只要设立央行监管银行，并调节市场货币供给即可，并不需要政府参与到市场金融活动。再如均输法、市易法，其实可以通过自由的市场贸易解决。当然在王安石时代，他的改革最缺的还是法制化，在皇权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官府的权力无法得到有效制约，官府权力无法制约，又要参与市场经营，自然就会出现各种乱象了。对于这些，在王安石时代都是无解的。

从逻辑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确实可以富国强兵，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性，人性一旦不受制约就会做出各种损人利己的事情，也只有法制化的社会才能制约住人性的贪婪，从而保障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我想这就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最大原因了。